围猎者说：这些领导就是猎物

　　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 韩亚栋报道 11月30日至12月2日每晚8时20分，由云南省纪委监委宣传部、云南广播电视台拍摄的反腐警示专题片《围猎：行贿者说》在云南卫视、新媒体、全媒体推出，起底“围猎”现象，解析“围猎”机理，揭开温情面纱下的真实面目。

　　“围猎”一词，本意是从四面合围起来捕捉动物，在反腐败斗争中，是指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拉拢腐蚀党员领导干部。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，很多领导干部出问题，就是由于没有抵制住形形色色的诱惑，成为不法分子的“猎物”，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

　　这些不法分子是如何挖空心思“围猎”领导干部的？“围猎”之下，有的领导干部为何会“败下阵来”？如何斩断“围猎”和甘于被“围猎”的利益链？专题片中，“围猎”者和被“围猎”者以惨痛教训“现身说法”，令人警醒。

　　“从我们的角度，我们就是猎人，这些领导就是猎物”，一个不法商人的话暴露了“围猎”者的真实面目

　　专题片第一集披露了重庆商人程绪库“围猎”云南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（时任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、董事长）周凯的过程——

　　通过朋友介绍，程绪库在饭局上结识了周凯；此后，每每得知周凯要回到成都家中，程绪库就提前去机场接他，一步一步靠近他同他攀关系。

　　此后，两人就像“谈恋爱”一般开始相互试探：程绪库第一次送礼，送的是一块手表，周凯让司机分两次把钱还给了他。虽然送礼未成，程绪库却意识到：“只要他不排斥和你交往，就已经是机会了”。

　　再往后，周凯每次回成都，程绪库都会约他一起吃饭。两人成长经历类似，有共同爱好，交往多了，彼此间的信任建立起来。“认识以后还是觉得这个人比较放心，也没想过他会害我。”周凯说。

　　然而在专题片中，程绪库暴露了真实目的：“我们花很多心思去揣测他、观察他、了解他，花很多精力去逢迎他、讨好他，花很多的钱，哪怕是东拼西凑也都要满足他的要求，这就是一个‘投资’，这个‘投资’是属于一本万利的事情。”

　　程绪库赤裸裸地说：“在我们眼中，他就是我们获取利益的一个工具。我们的目的，就是要从他们身上获取更大的利益。没有谁从一开始会说，是抱着交朋友的目的去的，所以跟我们交往也是很危险。”

　　据专题片透露，认识周凯3年间，程绪库的“围猎”渗透到他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周凯也没有想到权力会给自己带来那么大利益，“他最后数钱，都已经数到害怕了，他觉得这个已经不是在数钱，而是自己在给自己‘坟头’撒纸了”。重金辅助下，程绪库顺利打通了周凯权力和资本之间的变现暗道。

　　“围猎”三部曲：瞄准猎物，抛撒诱饵，猎而食之

　　什么样的对象最好“围猎”？对此，“围猎”者程绪库有一番“高见”：“一是行事作风很霸道，如果一个领导在单位按照规矩规则办事，我们没有‘围猎’的机会，他行事作风霸道，他才可以去突破一些规矩规则。另一个是喜欢追求奢侈生活，有很多爱好，他的爱好超出他自身的经济能力。这样的领导，是我们喜欢去‘围猎’，喜欢去攻陷的。”

　　作风霸道、生活奢侈、毫无节制，程绪库正是照这样的“标准”，瞄准自己的“围猎”目标。

　　这只是第一步。在行贿者看来，第二步“抛撒诱饵”，是“围猎”三部曲——瞄准猎物、抛撒诱饵、猎而食之中最难的。它需要两个条件：行贿者需要乔装打扮；行贿者需要各式各样的行贿“工具”。

　　专题片讲述了不法商人甘健邑“围猎”云南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、董事长刘岗的过程——

　　平常见到刘岗，甘健邑总是点头哈腰，甘当小弟，但他觉得这还不够，又仔细研究刘岗的爱好。刘岗烟瘾大，他一到周末就拿四包烟来，在刘岗家花园里陪他聊天；刘岗忙于工作，家里关照比较少，他就天天过去帮忙，刘岗媳妇和孩子都把他当成了自家人……

　　一次，刘岗用甘健邑的车去旅游，甘健邑放了5万元钱在车上，刘岗收了，甘健邑觉得可以跟他提要求了。而在“温水煮青蛙”式的“围猎”中，刘岗内心的党性原则也渐渐松动了：“这些老板在我的帮助下发了财，在未来我有困难有需要的时候，也可以帮帮我……”

　　此后，刘岗违规托管私人公司，在未签订借款协议、约定利率和还款期限的情况下，违规将1.02亿元借给甘健邑个人使用。

　　投其所好、打感情牌，这只是“抛撒诱饵”的伎俩之一。在专题片中，女商人何清帆以“谈恋爱”的手法，从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原局长涂力军手中承揽了2.1亿元项目。打完“感情牌”，何清帆又打“影响牌”：为了拿下昆明市公安局呈贡分局原局长肖为民，她一个电话把上级领导的秘书叫过来，为自己营造气势，向肖为民施加影响，进而达到“围猎”目的。

　　“‘围猎’往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它隐藏在日常生活、友情或亲情等外衣之下，比如以‘感情’为幌子异乎寻常关心，以‘朋友’之名违规吃请送礼，以‘情谊’为遮羞布徇私帮忙，但掀开温情面纱，真相往往是丑陋的：‘围猎’者所图，仍然是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。‘抛撒诱饵’的最终目的，是要‘猎而食之’。”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。

　　“围猎”者与被“围猎”者的真实关系：从“拍马”“骑马”，到“打马”“落马”

　　“以势交者，势倾则绝；以利交者，利穷则散。”在“围猎”者与被“围猎”者上演的“二人转”中，“利穷则散”的戏码频频上演。

　　张勇，云南省文山州某房地产公司负责人；付加兴，云南省文山州人大常委会原主任。

　　两人曾长期是上下级关系。付加兴任文山州委常委、文山县委书记时，张勇在文山县驻昆明办事处任职，此后文山在北京建办事处，付加兴推荐张勇任办事处主任。那些年张勇生活贫困，回家看望父母的钱都是付加兴掏的。

　　张勇退休后，付加兴又主动带他做项目，此后张勇承建了文山州人大一期家园项目，赚到“第一桶金”。事后，张勇拿出一半利润，送到付加兴面前。付加兴当时“内心很激动，认为没有看错这个人”。

　　张勇曾无数次在付加兴面前表白，称付加兴是他的再生父母，是他的贵人，他所有的财富都是付加兴给予的。付加兴也一直认为，张勇重义气，不会出卖自己，“我们平时相处就像亲兄弟一样，有种山盟海誓的感觉”。

　　然而，一旦面对即将承担的法律责任，所谓的“友谊”就变得不堪一击。

　　2018年，张勇被查，没过多久，付加兴就被张勇举报了。

　　张勇说，付加兴前期帮他时未图回报，“我没有钱，他也帮我，到后期帮我，已经有了贪欲在里面，帮我的过程中他为自己谋利1400多万元”。

　　“我想到付加兴这些年对我的好处，但完了我还是决定要供述他。”张勇说。他先是口头交代了自己和付加兴的犯罪事实，第二天又配合纪委同志做了笔录，“既然要交代，就彻彻底底的，把它说清楚，做了笔录之后，整个人就轻松了”。

　　身陷囹圄之后，付加兴说：“不管他说得多甜言蜜语，喊你爹妈，喊你大爷，喊你恩人，你都不要当真，我就是当真了。”他也意识到：“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我自己的错。”

　　专题片中，云南省委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王俊强用“拍马”“骑马”“打马”“落马”，来概括“围猎”者与被“围猎”者之间关系地位的转变，以及双方角力的过程：我跟一个商人认识后，他对我无微不至，表现得像个忠实的家奴，这是“拍马”；博得我的信任后，他开始在外面“骑马”，以我的名义招摇撞骗，甚至说想要当官找他；到了后期，他也穷困潦倒了，因为他知道我和李某某的情人关系，就要挟我们跟我们要钱，这是“打马”；最终正是他致使我“落马”。

　　面对无所不用其极的“围猎”，领导干部要保持足够警惕

　　“我先设定一个某某领导，不管是国有企业也好，政府的领导也好，我把他当成猎物，怎么用猎人的智慧狡诈去给他下套。”

　　“当我们把这些利益，把这些金钱摆在你们面前的时候，请你们一定要小心，要保持足够的警惕，一定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，往前踏一步就会万劫不复。”

　　专题片中，“围猎”者这样现身说法。

　　“纵观‘围猎’与被‘围猎’的案例，缺口往往是从领导干部自身、家人亲属、身边人打开。”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张星星指出，领导干部都要管好身边人，净化朋友圈，铸起抵御“围猎”的铁甲金身。

　　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刘嘉分析了领导干部被“围猎”的三个回合：第一个回合叫非对称互惠，“围猎”者不断向官员输出资源，却从不要求任何回报或只提出很小、符合规定的要求，其目的是要掩盖交往的利益目的；第二个回合叫情感性输出，“围猎”者输出的资源，通常专投被“围猎”者所好，较好地满足了其在精神层面上的偏好，被“围猎”者先是念念不忘、难以割舍，然后开始享受这段关系，最终甘于被“围猎”；第三个回合叫循序渐进，“围猎”者开始时只是采取登门拜访、请客吃饭、日常小礼物等普通的人际交往形式，关系紧密后，逐渐加大腐蚀的成本投入。此时，被“围猎”者防御心态逐渐减弱，把“寻租”当成是朋友之间的帮忙。

　　“面对利益集团无所不用其极的‘围猎’，领导干部要保持足够警惕。”刘嘉说。

　　“苍蝇不叮无缝的蛋。能不能防得住‘围猎’，根本上还是取决于被‘围猎’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‘总开关’。”庄德水说，穿名牌、坐豪车、住豪宅，又能给你带来什么？到最后人还是空虚的。能够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，得到组织和群众的认可，人的内心才是充实的。党员干部首先还是要补足精神之“钙”，筑牢信仰之基。

　　对巨额行贿、多次行贿的严肃处置，坚决斩断“围猎”和甘于被“围猎”的利益链

　　行贿与受贿是一根藤上的两个“毒瓜”，“围猎”行为性质恶劣、影响极坏，不仅破坏亲清政商关系、损害营商环境，还严重败坏社会风气、污染政治生态，必须坚决清除。

　　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，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。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再次强调，要“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”“对巨额行贿、多次行贿的严肃处置，坚决斩断‘围猎’和甘于被‘围猎’的利益链，坚决破除权钱交易的关系网”。

　　行贿者之所以胆大妄为，一个重要原因是违法成本过低。必须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，防止只惩戒受贿者却让行贿者逍遥法外的现象发生。

　　近年来，云南省纪委监委坚持“查受贿带行贿、查行贿带受贿”，在对受贿案件进行审理处置时，连同行贿人一并提出处理意见，提交省纪委常委会、监委委务会研究审议，并综合运用留置、纪律处分、谈话函询、教育约谈等多种措施强化对行贿人的处理，特别是对巨额行贿、多头多次行贿，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云南省纪委监委还联合检察院、法院等部门梳理云南省追赃和追缴不正当利益工作情况，明确追缴条件、程序、范围和责任，合理运用纪检监察建议等手段，既推动追缴行贿人财产性不当得利，也追缴政治待遇、职务晋升、资格资质、荣誉奖励等附带性利益。

　　据了解，一些地方还建立行贿人数据库，将“围猎”党员领导干部、存在行贿行为的企业和个人列入黑名单，实行动态台账管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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